樱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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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恢复情况（第1页）

“我不是打扰你，我是想要采访你。之前，瑞金医院不是收治了几个特殊病人，据说是暗杀之王的手下，还在搞刺杀，结果被军统抓住了。”

露丝一边解释，一边追问。解释，“这些人被送到医院，是因为被刑讯逼供了？是不是这样的？”

听到露丝问话的内容，柳春江想到了那几个人身上的伤势，他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

“露丝，你怎么能只关心新闻，而不关心自己的好友呢？”

柳春江不想让露丝继续去做危险的事情，本来想着拒绝的，但是又知道露丝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就反问她，想要用白晓莲的事情，吸引她的注意力。

“怎么了？”露丝不解的问。

“晓莲都出车祸了，你都不关心的吗？”柳春江按照自己的想法，吸引她的注意力。

“真的吗？什么时候生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露丝没有了刚才的淡定，而是有些着急的问。

柳春江则是把他知道的的原委，都说了。

露丝听完之后，就挂了电话，买了鲜花，去看望白晓莲。

白晓莲收到鲜花很高兴，但是她真的想说：“送花可以，感谢关心，但是菊花真的不必了。”

但是想到露丝的身份，白晓莲就没有说什么了，她知道，估计露丝还没有搞懂花朵的含义。

听到露丝是从柳春江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白晓莲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这两人的关系这么好了吗？

不过，这种事情，看破不说破，这两个人本来就不可能，所以这两个人还是关系单纯一些比较好。

交通事故很快得出结论，是对方的责任，邵家也很干脆的认可了巡捕房的结论，然后拿出赔偿方案。

当然，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邵家人讲良心，而是因为白晓莲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和那些官太太的关系都不错，还有就是冯爷姨太太胡玉兰的关照。

要是换一个普通老百姓，那事情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毕竟这个时代，金钱权利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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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实在是抱歉。孩子去比赛，实在是太累了，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回家，忙的没时间码字。今天先休息了，明天一定修改补上。

历史小知识之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地区的事件。

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

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

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事变经过

察哈尔事件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

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

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张北事件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生了“张北事件”。5月3o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o月2o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

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o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1o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o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

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这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