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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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6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自己管理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o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负责巡演，梅兰妮·B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o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