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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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2页）

舅舅身为创作组一员，曾经参与对锦州的实地查看，又曾赶赴前苏联作考察，红木板就只能出于两地之一。不过，得自前苏联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因为苏联不可能制出这种明显带有东方神韵的东西。尤其是那条龙纹，据我观察和考证，为典型的中国四爪三趾黄龙，盛于宋、辽、金、元等朝代。联想到大广济寺始建于辽代，而舅舅又将战士绘制在画作中相应位置，我敢断言，红木板应该是他在查看到此时，通过某种机缘巧合才得到的。

将以上两点综合起来，我大体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舅舅曾与创作组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在大广济寺或古塔里面，共同得到红木板。天知道他们从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反正没有向上汇报，而是私自隐匿起来。出于常情考虑，对方手中应该也有一块类似的东西，而且彼此订立了某种盟约，都将秘密深深地藏在心里，从来不曾对外泄露。

也许是那个秘密过于惊人，舅舅始终耿耿于怀，所以先是将木板藏入老宅墙内，然后又在大小两幅画中均留下指引线索。在他去世前，心情极度矛盾，便要求亲属毁去一切。此时，当年的约定失效，对方急切地想得到舅舅手中的红木板，便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夺取。

结论得出后，我又反复进行论证，都觉得这是目前通过种种迹象所得到的唯一结论。那么接下来，我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找到当年参与创作的其他画家，弄清真相，查找凶手；二是遍访民间高人，破解红木板中隐藏的秘密。

想到这里，我暗暗咬牙，忍了这么久，看来是时候离开锦州了。

此时已近年关岁尾，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衣服越穿越多，体态更显臃肿笨拙，还真有点儿像身怀六甲的孕妇。想到天时地利人和，时机已经成熟，我把出逃的日子定在元旦，争取弄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就不信他们不想合家团圆？

在临行前的一晚，我打了辆出租车，来到解放军205医院看望母亲。

母亲三天前才做过开颅手术，从脑袋里抽出了大量淤血，目前情况尚未稳定，仍处于深度昏迷中。我斜坐在床边，攥着母亲冰冷的双手，盯着她苍白的脸孔，又是心疼又是担心，一想到明天就要远行，前景凶险难料，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搬了一把椅子，紧挨着我坐下，不停地长吁短叹。因为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他的神情憔悴，佝偻着背，仅仅几日不见，就好像老了几十岁。

和父亲聊了几句闲话，我把存有卖舅舅老宅所剩余款的银行卡交给他，吞吞吐吐地说：“爸，妈现在病了，你也脱不开身，我跟外地朋友联系过了，想去那儿把孩子生下来，顺便再散散心。”

听我这么说，父亲抬起头，惊愕地看着我，说：“薇薇，你……你……这……这怎么行？”我不敢多说什么，勉强挤出笑容，用力点着头，以示自己的坚决。

父亲定定地望了我半晌，眼中渐渐流露出一股哀伤。他轻轻叹口气，接过银行卡，揣进怀中。顿了顿，他突然又拉起我的手，说：“好吧，薇薇，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拦你，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做傻事。”

都说知女莫若父，父亲显然已猜出了我的打算，而他这句话，更是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要不是因为我的冲动鲁莽，也不会搞到今天这种家破人亡的地步。我越想越难受，再也无法抑制情绪，一把搂住他，呜呜哭了起来。

父亲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柔声地安慰着我。待我哭声渐止，他轻轻推开我，从怀里掏出一块手表，塞到我手里，说：“这个给你。”

那块手表是白钢质地，棕色的皮表带，款式非常老旧，外壳布满划痕，玻璃罩还裂开了一道口子，指针已经不再走动，看着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父亲叹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舅当晚发病后，有过一次短暂的清醒，把这块莺歌手表交给你妈，又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留给你。后来我听你妈说，这块表是当年参加全景画绘制时，一位军队老首长送的，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瑞士莺歌表。你好好收着吧，别辜负了你舅对你的期望。”

我心里骤然泛酸，看来舅舅一直都在惦念着我啊，赶忙摘下自己的浪琴，把那块莺歌表仔细戴在腕上，哽咽着说：“爸，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父亲笑了笑，爱恋地看了我很久，才说：“走吧，别惦记你妈，家里有我。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多加小心，照顾好自己。”

我擦干眼泪，使劲地点着头，向父亲道别后，一步一回头地走出病房。

回到家中，我给手机定好闹铃，接上充电器，也懒得脱衣服了，一头就栽倒在床上，紧紧地攥住腕中的手表，泪眼模糊，望向屋顶，无声地啜泣着。

那夜我失眠了，脑袋里像塞了一团乱麻，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直至天色微明，困意无法抵挡，才迷迷糊糊睡了半个小时。

早上，我找出一件平时不常穿的黑色小皮夹克，包裹住红木板，塞进小腹填充物内，带齐必要的证件和钱款，打车来到市妇婴医院。

推开医院大门时，借助玻璃的反光，我清楚地看到，身后院子里，有两个穿灰色棉服的男子正装着吸烟，却又不断偷偷地瞟着我。

我冷哼一声，心说拜拜了，蹒跚着走入大厅，排队挂号后，两手扶着后腰，慢慢蹭进二楼女厕。谅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进来查看。

我走进一个单间，挂上插销，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倾听着。厕所内静悄悄的，只有头顶水箱漏水，发出断断续续的轻微滴答声。

确定无人后，我放松下来，迅速解开衣扣，取出肚皮上绑缚的填充物，也顾不得脏，扒开纸篓里的废纸，一股脑塞进去，又换上皮夹克，把红木板插在后腰。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9点半，刚刚好。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装进塑料袋，牢牢地系紧袋口，揭开水箱盖子，慢慢沉在里面。昨晚我已将手机充满了电，基本可以支撑五六天，一旦警方察觉我出逃，试图利用手机信号对我进行定位，那就让他们在医院里瞎转悠去吧。

自觉一切都准备稳妥了，我用手按了按胸口，平静一下心绪，开门走出单间，推开窗户，抬脚跃上窗台，侧身爬到外面，抓住墙体的排水管，手脚并用，一点儿一点儿往下蹭着，落到楼后的停车场内。

连续几个月的精心伪装和谨慎观察，让我认定跟踪者已经松懈了很多，不但减派了跟踪人手，也绝不会想到在医院外围预先埋伏眼线。

我站在原地，左右瞧了瞧，见毫无反常迹象，便迎着几个取车人诧异的目光，一溜小跑地冲出停车场，钻进在路边趴活的出租车，直奔锦州火车站。

在这之前，我已上网查询过车次，知道很快就会有一辆从山海关始发，途经锦州，开往沈阳的K7341次列车。我之所以没有选择乘坐汽车出逃，主要还是考虑到车厢狭小和人员密集等因素，假如我依旧被幕后黑手跟踪，甚至与他们发生打斗，根本就无法顺利脱身。

从出租车下来，主楼赫然悬挂着那块大钟，正好是10点15分，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报，提醒旅客们K7341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距离开车不足10分钟。

我小跑着穿过马路，冲进售票大厅，买了张站台票，匆匆跑到候车室，混迹在庞大的人流中，强压住心中的急迫，慢慢走进站台，登上那列火车。

不久，汽笛呜呜鸣响，列车猛地颤了一下，缓缓开动起来。我心中随之涌起一股酸涩，想起了父母和舅舅，想起了罗远征和冯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或者还能不能再回家。